父亲出轨后，母亲对父亲实施了她的精确打击 | 二湘空间

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的家里，由他统治下的领地，会出现监督和反对他的力量。每天从清晨开始，他从睡梦中醒来，他不立即翻身而起，而是躺在被子里辗转反侧，这些情形都没有能够逃掉我们的眼睛；等他在炕上躺够了，起身穿衣，用香皂洗脸，在脸颊上涂满皂沫，面对着镜子刮胡子，用木梳梳头，他在做着这些动作的时候，都没能逃过我们的眼睛。

我们躲在另一个房间里，从那个房间的窗口能直接看到父亲在他的房间里的起居。我们的眼睛是惶恐的。那样一双惶恐的孩子的眼睛，你只要具有某种人生的经验都能够想象得出来。我能想象出的是战乱中的阿富汗的儿童，巴勒斯坦冲突地区的孩子，非洲饥馑地区的幼儿，他们的眼睛和眼神是相同的，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眼神。我们的眼神是衰弱的，有一种绝望的微光，绝望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真相。打一个比喻，就像看到一艘木船遇到撞击以后在慢慢开裂，渐渐沉没，而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拯救或者抵御。这是我们不幸的经验。

是的，那时候，在每一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观察以及观察到的结果都加剧着我们内心的惶恐。

我们不愿意相信，但事实无可辩驳地呈现出它冷酷的面目。

那就是——父亲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这是我们的判断。

我们，指的是我和姐姐。姐姐那时刚从插队的西村办理病退回家。

病退只是一个回家的理由，其实姐姐的身体并没有病。她的胸前戴着大红的光荣花，后背负着折叠起来捆扎好的背包坐着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被送到遥远的西村，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垦荒、养殖、冶炼和铸造，姐姐干过很多事情。她所在的西村我也是去过的，那是在她插队的第二年，回家的姐姐在返乡的时候带着我去西村玩，我们坐了一辆马车，三匹棕色的高头大马驮着一挂大车行走在辽远的乡间道路上，那里天高地阔，空气清冽，远处的青山被白色的冰雪覆盖，令人赏心悦目。

到达那个村子，我看见了姐姐的房东，他们淳朴而热情，在见到我的时候，房东大妈不断地送来他们稀罕的食物，比如油炸糕、比如烧红薯，或者煮毛豆。夜晚睡在乡下的空屋里，狗吠的声音格外清澈。我是有些喜欢姐姐在乡下插队的生活，但是姐姐未必喜欢。

带我到西村的那个冬季，是姐姐在西村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

那一年姐姐频繁地往返于西村和矿区之间，她要办理病退手续回家。

那是知青返城的时刻，返城的知青们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招工，有的入伍，有的提干，这些返城的方式需要有势力的家庭背景，需要有权力的社会关系，姐姐没有那些背景和关系，她给自己找到的返城的理由就是病退。姐姐带着从街道开出的证明，那张印制好的表格有很多空出的位置，需要加盖各种公章。我陪着姐姐进出各个地方，从县到公社再到大队，姐姐要找各种人为她病退的报告加盖公章。每加盖一个公章，姐姐都要买礼物给掌握公章的人。那些礼物有时候是烟酒、有时候是别的。姐姐那时候梳着两条拖到后背的黑亮的麻花辩，现在想来正是她青春的时期，她的样子会令很多男人动心。跟着她到西村的时候我还是12岁的小孩，我虽然紧随着她，但是很多事情我也仍然看不到，比如她走进那些办公室央求人给她盖章的情景我没有办法看到。

现在我已经知道当年知青返城的狂潮是怎样如滔天洪水席卷着中国的城乡，知道那些被以革命的名义放逐到偏远山寨贫穷乡村的年轻人以怎样的意志为返城艰苦奋斗，比如当年云南百万知青集体绝食，可惊天地，亦可泣鬼神。知青们为返城给那些握有权力的人送礼，送当年流行的各种礼物，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等。女知青们会送上自己的身体，换取她们返城的通行证。

那几天我虽然紧跟着姐姐，看着她进出乡村各级政府机关，但是姐姐究竟怎样获得返城的证明，我其实是难以知晓的。姐姐是一个寡言的女子，很多事情都会埋在她的心里。我能知道的是，最后姐姐带着盖满公章的病退通知回到家里，她不用再去插队，不用再以柔弱之身参加繁重的田间劳动。回到家来，也去除了父母亲牵挂她的心病。回到家来的姐姐，一时还没有工作可安置，就那样赋闲在家。我也还没有去上学。我记得那时候是假期，矿区子弟小学无限漫长地放着暑假。

我不需要去学校读书，就和赋闲在家的姐姐一起担负起监督父亲的责任。

我和姐姐执行的是母亲的旨意，她命令我们监视父亲的行动。

母亲那个时候要去马武山的小煤窑工作，她和很多男性矿工一样，要穿着满身煤屑的窑衣，穿着不合脚的胶鞋，戴着不合脑袋的安全帽下煤窑。我们见过母亲下煤窑，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马武山的小煤窑，去那里捡可以卖钱的废铜烂铁，那时就会看到我们的母亲。在走进煤窑之前，母亲会抽一支烟，她把头上的安全帽垫在屁股下当坐凳，她的手指夹着烟，深吸一口，再吐出来。这个动作很有风格，很酷，如同我们现在经常在城市的酒吧里或者餐馆里看到的吸烟的女孩子。

我们围坐在母亲身边，看她抽烟。母亲的仪态很有魅力，我想她会吸引男人的目光。在下矿井的男人眼里，只要有女人出现，都会让他们流连，令他们痴迷。但是我想没有男人敢打母亲的主意，她是那座煤窑出了名的检修工，机电大拿，她和别的窑工不一样的是在她的腰间系着皮带，皮带挎着硬牛皮套，牛皮套里插着钳子、改锥、扳手、螺丝刀等等工具，她的样子很像挎着枪的士兵，看起来英姿飒爽。在那座小煤窑，没有男人敢惹母亲，没人敢惹是因为男人们惧怕她身上的一股正气。

是的，正气。这是老窑工们对母亲的形容，也是对她的评价。

据说有男人对母亲怀有不轨的想法，工长刘海宽借着他的权力随意地挑选女工，那些在煤窑干活的女人们为了能分到不那么繁重的营生百般讨好刘海宽，他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刘海宽的趣味很古怪，他不是很看得起那些送到他怀中的女人，他打起了母亲的主意。但是在他突然从身后抱住母亲的时候，他得到的回报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幕，恼羞成怒的刘海宽不罢休，他扑上去就把母亲按倒在地，恼怒和羞耻让他的心意变得凶狠，他本来只是想调戏母亲，没想到会得到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凶狠地把母亲压在身下，就那样当着很多男女窑工的面骑在母亲的身上。刘海宽没想到的是母亲从挎在身上的工具套里摸出一把改锥，她挥起改锥就扎在了刘海宽的背上。

你妈的眼睛里不揉沙子。这是老窑工乔山对母亲的评价。她身上有股正气。乔山说。

多年以前，我家里还会有老窑工们来做客，他们可能是父亲的朋友，也可能是母亲的同事，老窑工乔山就是上门来的一个人。因为这股正气，很多人都不敢打母亲的主意。我想，因为这股正气，父亲的日子也会不好过。就是说他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他要承担起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他要在某种规则之内行事。这个没有商量，也没有妥协的余地。

小煤窑是在马武山脚下。一条长满枯草的土路蜿蜒曲折地通向那里，枯草和黄土因为日久被弥漫的烟尘所覆盖渐显黑色。小煤窑的附近是一座工棚，不管昼夜都会亮着昏黄的灯。工棚的漆皮脱落的门已经从门框上脱下来，歪斜地靠在门框上。代替门板的是一张挂在门上的黑帆布，撩起黑帆布就看见了工棚里边的景况。一铺大炕，炕上是破旧的颜色发黑的竹席，窑工们有时候上炕不脱靴子，他们就那样蹲在炕上，说话或者吃什么东西。这当然指的是正常的时候。在煤窑总会有不正常的时候，比如落顶，就是工作面有窑顶塌落；比如透水，跑野车，再比如瓦斯爆炸。这些是煤窑常见的事故，事故发生的时候，这里自然是另一番景象。

母亲不是很愿意我们到井口来玩，她觉得这很危险。但是我记忆里她也并没有多么坚决地反对，而是听之任之，她不在意那些事情。矿区的孩子大多不被家长娇惯，去哪里玩都可以由自己决定，只要不出去偷抢，家长一般不会干预。要是有孩子偷抢，被家长发现肯定是暴揍。在那时母亲应该是愿意看到我们到煤窑的，她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获得家里的消息。因为母亲是三班倒，就是说在每个月里，她有15个白天是在矿井里，有15个夜晚是在矿井里。换句话说，对于母亲而言，她并不能完全掌控她在家庭里的局势。父亲总有时间是在她掌控之外的。

这个局面显然不能使母亲放心，她就把监督父亲的责任交给我和姐姐。

姐姐刚从插队的西村办理病退回到家里，她接受了监督父亲的责任。

我总以为姐姐比我更胜任这个责任，因为说到底她已经是成人了，她有着成人的意识和判断。比如有一天，父亲跟姐姐要去了她戴的英格手表。为什么要去这块手表？要去手表做什么用途？对我来说这不算问题，对姐姐来说这是问题。她服从了父亲的要求，把英格手表从自己的手腕退下，交给父亲。父亲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显然父亲是心虚的。

那块英格手表是姐姐去西村插队那年，母亲特意买给她的。这也是姐姐最心爱的东西。

姐姐对我说，手表肯定是给了那个女人。爸爸还说不要把他要去手表的事情告诉妈。

我现在还能记得那天跟姐姐谈话时的情景。我们分别坐在院子里的两块青石上，秋阳正从高空照到我家的院子里，在我们的脚边有好几只公鸡和母鸡，它们抖动着红色的下垂的鸡冠，伸长着脖子在地上觅食，它们不时发出只有它们自己才能懂的咕咕的声音。还有一只猪是躺在猪圈里的，浑身长满黑色毛发的猪肥得已经难以站立，它每天的状态就是横卧在猪圈里，那是属于它自己的领地。

我和姐姐是看着父亲睡觉起来，看着他下地给水盆打水洗脸，他用香皂在脸上涂满皂沫，然后用刮胡刀刮去了两鬓的胡髭。父亲对着镜子做着这一切。我们还听到了他吹口哨的声音。显然父亲的心情很好，至少是很轻松，很快活。他泼掉了脸盆里的水，走回屋里。然后拎着一件蓝色的卡其布上衣出门，他站在院子里用笤帚掸去衣服上的尘土。我们都知道那是父亲最心爱的一件衣服，他只在过节的时候才舍得去穿它。父亲穿好卡其布上衣，他还在衣服的上衣口袋别了一支钢笔，那也是他最喜爱的钢笔。我们就这样看着父亲走出家门，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街口。

那时候，忧愁像秋阳一样照耀到我们的身上。

夜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松警惕。有一天晚上睡觉，我被姐姐推醒，她说你听。

于是我听到院子里的响动。我们用来晾衣服的铁丝绳被人触碰时发出金属的嘶鸣声。

晾衣服的铁丝连接着屋里和屋外的两个门框，它悬在半空，与门头齐高，铁丝能发出声音一定是因为有人触碰到了它。那个人显然是父亲，只有父亲的身高能够到它。

我们知道在夜静更深的时刻，父亲攀上门庭，越墙而出。

他没有打开门锁，开门出去，而是翻越门庭，越墙而出，我们猜想他是要保持自己在家里睡觉的假象，事实上他离家而去，到了哪里我们都无法知晓。姐姐说父亲一定是去了那个野女人那里。

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隐匿起来的他者。这个他者是女人，她是我们家庭结构之外的一个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的企图，但是因为她在暗处，不被我们所见，所以我们更多地揣测她是不怀好意的。因为她使父亲变得诡谲，怪异，她还使父亲变得虚假和善于乔装，包括撒谎。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人的恶行。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作为生活在成人世界之外的孩子，我们对父亲背叛的举动束手无策。只知道我们的家庭像一艘行在水中的大船，在某种时刻因为被暗中侵略而出现了裂隙。

它开始沉没。我们的像破损的船只的家庭开始在水中沉没。这是我们想象的情景。

在电影院里看到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能再沉默。觉得必须要有所行动。

在电影院看到父亲我吓了一跳。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很紧张，我并不知道为什么。

我躲在人群里，不让父亲发现我。我看他走进电影院，他的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

因为紧张我甚至没有敢去看他身边的人。但我确信我是看到了父亲。我逃也似的离开人群。我找到姐姐说我看见爸爸了。姐姐也吓了一跳。她开始犹豫我们要不要再走进电影院。

电影院那时候在轮番上演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看一场电影票价是五毛钱，在白天的时候，姐姐会带我来看电影。在电影院我们会暂时忘记母亲嘱咐我们的事情，姐姐买来炒熟的葵花籽，我们就在买到的位置上看电影，从电影院后部开出的矩形的孔射出电影机投射出来的光束，舞台上遮幅的白色的银幕上演着那些廉价的电影。我和姐姐边吃瓜子，边看电影。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边吃瓜子边看电影。以至于我在恍然间听到最强劲的声音不是来自电影，而是来自人们嘴巴嗑瓜子的声音。每到电影散场时，电影院的地面就积着厚厚的瓜子皮，脚踩上去就像踩在地毯上。但是那天，姐姐说咱们不去看电影了，回家吧。她带着我往家里走，我看见姐姐的表情有些恍惚。我们都没有看到父亲在跟谁看电影，但肯定不是母亲，因为那个时刻，母亲正在矿井里劳作。那时我们无端的觉得母亲受到伤害。

我们决定跟母亲通报所看到的情况。

母亲安静地听完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她从随身带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用火柴点燃。

白色的烟雾从母亲的嘴里和鼻腔出来，但是只吸了两口，母亲就把烟摁灭了。

在她摁灭香烟的时候，一个决定也在她心里形成了。

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母亲携带着她的满身的正气。

她下井，钻到黑咕隆咚的矿井里工作，这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个责任本来是父亲的责任，但是她为了家庭生活得更宽裕分担了父亲的责任，赚钱养家。然而在她分担了父亲的责任，肩上除去了压力的父亲却心猿意马，开辟了另外的战线。这是母亲不能接受，也无法容忍的。

就在这一天，母亲对父亲实施了她的精确打击。她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发动了她的攻势。那天，母亲没有去矿井工作，也没有让父亲出去工作。她把门反锁起来，把她和父亲关在门里，把我和姐姐关在门外。我们都知道大事不好，预感到一场残酷的风暴将要降临。我们深感不安和惊惧，但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在场，她也不去管我们在那一天的生活，比如温饱和餐饮。所有这些都被她置之度外。我们只是透过玻璃窗依稀看得到屋里的情景。那是一场爆发于家庭的战争。

道义的力量，这是我现在想到的词语。我觉得当年母亲发动家庭战争的时候，她是拥有这个力量的。母亲不是哀求父亲清理他的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整肃他的情感，母亲是直接命令父亲这么做，她直接告诉父亲这么做必然出现的结果，那就是他仍然可以拥有这个家庭，拥有他的女人和儿女；如果父亲不能清理和整肃他的情感和婚外的男女关系，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失去这个家庭，失去他的女人和儿女。还有就是他将把自己置于与这个家庭敌对的立场上，那样会遭受到母亲严厉而冷酷的打击。

父亲在开始就见证了母亲强韧的捍卫家庭的意志，她选择不去工作，也不让父亲出去工作，她关闭和反锁起房门，显然她是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母亲最先表达她对家庭出现变异状态的愤怒和耻辱，在她冒着生命危险下到矿井的时候，她的男人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在外面搞野女人。这件事情带给母亲的感觉就是愤怒和耻辱。母亲没有打骂父亲，她选择了打骂自己。她在反锁的房间里，面对着父亲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她用责打自己表达她感受到的愤怒和耻辱。她狠劲地坚决地抽打自己的耳光，她表现出来的刚毅的意志吓坏了父亲，他看到站在面前神情哀伤的女人不停歇地抽打自己的耳光，父亲被这一幕吓坏了。他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母亲停下来，最后他给母亲跪了下来。

这时候母亲才哭出了声。愤怒和耻辱之后是她深深地悲伤。她哀哭着，发出最深切的号啕之声。我们无法进入屋内，只能从玻璃窗看进去，屋里的情景令我们难过，我觉得我的泪水在脸上无声地流淌。我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姐姐的脸上也挂满泪水。母亲的精神之殇也是我们的精神之殇，她的情感之恸也是我们的情感之恸。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轻视父亲，觉得他痴迷鬼祟，不正大光明。父亲交代了他的错误。供出了跟他有婚外男女关系的女人，包括讲出他们在一起的细节，比如他们是在工歇的时候，在工棚之外的庄稼地里相会。他们把窑衣铺在地上做自己的坐垫。等等。

在这场家庭的战争中，父亲是战败者，他完全没有反手和自卫的能力。

女人爆发出的强悍的自卫的力量把父亲震慑住了，他只有完全地缴械投降。

直到第二天的黄昏，母亲才把房门打开。她的面容疲惫，神情倦怠。

我和姐姐在院子里劈柴，这是我们能为父母做的事情。

在他们困苦交战的时候代替他们准备冬天御寒的木柴。

斧头劈到木绊上翻松了脚下的泥土。

我看见房门打开，看见从房间里走出来的父亲，他竟然面露愧色。

父亲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们，就仓促地走出家门。

在他闪身而去的瞬间，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有指甲抓伤的痕迹。

一场征战结束，这本来应该是我们欢庆的时刻，

但是看见父亲羞愧的面容，我突然间就有泪水涌出来。

我低下头，看见泪水落到脚下，消失在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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